或许是那篇张洁娥的文章印象太深，读过一天之后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以前的事。

似乎发生在热天，那天我值12点晚班，有热线进来说，台州一楼盘地基泥浆倾泻，数名民工被埋。开车到台州是11点以后的事了，车停下来，现场要从一个小巷子进去。小巷里整齐地停了一长溜黑色0开头的车，旁边全是人，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，又好像每个人真的在不遗余力地挽救什么。

走进去就是工地，应该说，是个巨大的坑，更多的人围着这个坑，更多的人打电话、吼对讲机，坑里是几台挖土机，在泥里搅和。兄弟台的同事试图冲进警戒线，和警察吵了起来，到后来吵的内容已经完全和事故无关。其实警戒线内外又没有什么区别，里面无非也就是更多的泥，更多的指挥官，更多根本不知道情况的人。我那时已经对这份工作感到有些疲倦，我就在坑外打转。

坑外还有些原先没拆干净的房子的台阶。好多人就在台阶上坐着，表情木然，他们是唯一坐着的人，当时被宣布失踪的人的家属。谁在下面，做什么工种的，哪里人，出来打工多久了，家里几口人……能问的无非也就是这些，他们能下意识回答的也就是这些；再问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是谁的责任，事前有没有迹象，这些问题本身的词语排列语句组织，似乎已经无法从他们脑中激起反应。而任何心酸的故事，在那样一个嘈杂的现场，不可能被讲述。

我就这样在台阶前绕了几个圈，采了许多根本不会在新闻上出现，也确实没什么必要的零碎素材。我记得我采访一对母子，女人三四十的样子，已经完全木然了，十几岁的小孩倒是说话还伶俐。我问他们，打算等到什么时候。现在想起来是个傻问题。小男孩说，肯定要等到为止。

在警戒线外的台阶边，根本得不到什么最新进展，即使有人被挖出来，似乎也无人过来传递信息。我跟一个相熟的消防通讯员打电话，他在里面，他说，放心把，有人挖出来我肯定帮你拍到。而什么时候失踪的人能找到，没人知道。于是我带着摄像司机离开了现场，附近有个四星级酒店，价格远超报销范围，我掏出一张进工地时被塞的宣传部干部名片，问，有协议价吗？对方报了一个数，于是住下了。

第二天再到现场已经晚了。坑里坑外的人几乎全消失了。只有三四个人，从坑里拉着一具担架往外爬，担架上是黑色胶袋，那是最后一具被发现的遗体。坑边上其实还有两个人，就是那对母子。我对摄像说，赶紧开机啊，赶快拍呀。那个胶袋被担上来以后，并没有被抬往那对母子的方向，而抬向最后一辆救护车。那对母子喉头发出几个急促但听不清的单音，往救护车跑。救护车的后门勉强等母子赶到才合上，没有再等什么，开了出去。除了我和摄像，现场再无一人。

那大概是8点多钟，我带着睡眠不足的恼怒表情，站在瓦砾堆上完成了出镜。

 

那条新闻做得很烂。也许不那么烂。我把那7个、或许是8个人被找到，拉出泥浆的镜头，只要通讯员拍到的，都放了一遍。也没什么需要打马赛克或不宜公开的，他们整个身体都被泥浆裹了，只是黑黑的一具兵马俑，什么也看不出。最后是救护车关门，在坑坑洼洼的瓦砾堆上开出现场的画面，以及我皱眉的脸。实际的新闻要比我描述的更短更平。它在我们那一档吵吵嚷嚷的民生新闻里，带着嘈杂的同期声，很快就播完了。

这种新闻，安全伤亡事故，几乎是每天都有的，甚至一天就有好几条这样的新闻。人数多寡而已。也不可能给他们配一个诸如“再见警察再见”的音乐，也不可能给家属再多哪怕几分钟时间展露那颓唐的绝望。也没有必要去播在警戒线旁边跟警察吵了些什么。也没有在当天就形成完整的谴责谁的逻辑。它只是作为一条消息，蜻蜓点水地扩散了一些悲伤的声音，模糊而“客观”地披露了一些不出奇的事故的可能原因，赶着时间，就这么播了。

 

回过头我问自己，如果今天再去采访这样一个事故，我会做成什么样子？令人失望的是，可能也未必能提高多少。或许我能播出一些诘问的画面，展现一些无能的嘴脸，留下一些精彩的表情；又或许挖出一些裙带关系；再或者，画出整个出错的系统的地图，解剖绝望……是的，我能做得更好。可是，这些都无法在本质上提升这条新闻的新闻价值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事，根本不稀奇——当死亡这件事本身不能打动人，还有什么可以？

 

我一直都想回去，想回去报道民生新闻。但是当初的恼怒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去。我只当自己是打怪不够多，通关没到头。或许真有一天，被我报道的灵魂，能够得偿所愿，能够拥有足够的意义，和他突然与人世一切撕裂分离的所相称的意义。但或许，没有什么能与之相称。

前路漫漫，迄今没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作品，但我总算是还在做着这份工作。总要回去的吧，至少，得这么惦念着才行。